新聞日期:2021-01-11
新聞來源:台灣職業安全健康連線
文／今野晴貴；譯／何哲欣
過勞死與過勞自殺案例不斷上演，在受害者家屬不斷呼籲政府正視問題後，日本政府在2014年通過《過勞死等防止對策推進法》，這是日本首度立法要求政府積極採取措施，預防過勞死與過勞議題。不過該法通過迄今超過6年，許多職場仍隨處可見過勞狀況與過勞案例，統計數字也指出，勞工遭遇越來越多諸如過勞與職權騷擾等職場不公平待遇，因此罹患心理疾病，勞權問題每況愈下。
根據2019年所公布、最新的過勞死對策白皮書顯示，政府認定86名因為腦部或心血管疾病的死亡案例與職場相關，這意謂受害者家屬能透過申請職災補償保險給付，獲得政府補償。除此之外，政府承認有88名自殺或自殺未遂（過勞自殺）案例，是因為與職場相關的心理疾病所引起。
這些數字很顯然只是冰山中的一角。根本的問題在於：「將近200名過勞或過勞自殺家庭，他們遭遇了什麼？」政府的補償僅僅只能彌補勞工的部分收入，而且即使受害者家屬獲得補償，雇主在法律上也沒有義務要道歉，或是提供其他額外補償給家屬，除非這些受害者告上法院。在這種家屬控告雇主的民事案件中，法官通常都會用各種理由，做出對家屬不利的判決，實際上就是宣告雇主無罪。
我們可以回顧一下「三生公司（Sansei）」的案例。一名51歲的男性員工在2011年因為腦出血過世，地方勞動局隨後認定，他的死因與工作有關。他在猝死當月嚴重過勞，超時工作達85小時48分鐘，在他死前兩個月，超時工作更高達111小時9分鐘。政府用每月超時工作是否達80小時，作為勞工是否是因工作死亡的判斷依據，上述數字明顯遠高於過勞死的標準。對家屬來說，這名員工的死亡，根本就是公司所殺。
「三生公司」位於岩手縣奧州市，以製造業為主。公司拒絕承認該名員工之死與工作有關，甚至在地方勞動局調查時還聲稱，不認為公司的工作環境有什麼問題，該名員工的腦出血，可能是他自己本身的健康出狀況，例如高血壓或是年紀大了。「三生公司」所做的，僅止於提供50萬日圓的遣散費，而且並未為此向家屬致歉。家屬只好在友人協助下，提出申請職災補償。岩手縣的花巻勞動基準監督署著手調查，調閱該名員工的打卡資料與出勤紀錄後，在2012年七月認定，該名員工的工作負擔與壓力過重，在死前兩個月平均超時工作98小時，足以判斷該名員工是因過勞而死。
2011年日本三生公司一名員工因過勞而死，公司否認並拒絕補償與賠償。示意圖，非當事人；圖片來源：岩手縣產業振興中心
該名員工家屬也決定，請求Posse（位於東京的勞團組織，宗旨是協助過勞死受害者家屬）協助控告「三生公司」與董事會成員，求償約6,500萬日圓。之所以會向董事會成員提告，是因為「三生公司」在2012年就已聲請解散，家屬根本不可能向一家已不存在的公司求償。
在法庭上，三生公司不斷跳針聲稱，該名員工之死是因為自己的身體狀況不佳，例如高血壓或是「飲食不健康」。公司還稱，即使有過勞狀況，公司也曾將該名員工的任務分配給其他同事，並且也希望能僱用更多員工，盡力避免過勞死的發生。不過增聘員工的說法，公司後來又承認做不到。公司也說，董事會成員也無法個別掌握員工的過勞狀況，不該因此被課責。
不過公司提供給地方勞動局的員工打卡紀錄，工時顯然就是超過過勞標準，公司也坦承（或者是說有機會坦承），員工的工作狀態，正瀕臨可能接近過勞死的臨界點。最重要的是，董事會的一名成員，即工廠經理，就在受害者工作地點旁的辦公室上班，有時甚至還被交付一起完成任務。至少這名工廠經理很有可能早就預料到，會有最壞的情況發生。
不過橫濱地方法院卻在2020年三月宣判，受害者家屬無權求償。更明確地說，法院認為公司必須為這條人命負責，但董事會成員不必負連帶責任。也就是說，既然三生公司已經解散，家屬根本也就求償無門。法院認為，工廠經理已經「請其他同事與該名員工一起工作」，公司也「試圖引入一套能自動報價的系統，讓他的工作能更有效率」，而且三生「確實也減輕了他的工作負擔，從他死前兩個月的超時工作111小時9分鐘，減少到死前一個月的85小時48分鐘」，因此並不認為個別董事會的成員需要承擔任何責任。法官基本上就是認為，就算三生公司無法將該名員工的工作負擔降低到過勞死的標準之下，公司也已經竭盡所能避免員工的過勞死，這才是公司必須負擔的責任，讓員工在安全的環境下工作。
橫濱地方法院對三生過勞死個案的判決，引起社會關注。示意圖，圖片來源：google map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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