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聞日期:2019-12-30
新聞來源:天下雜誌
臺灣大學環境工程學研究所楊萬發指出，我國經濟發展跟隨日本的腳步，後來也同樣面對日本所遇到的環境污染問題。 圖片來源：經濟部工業局
有人認為環保或多或少阻礙了工業發展，毋寧說，環保讓工業有了尺標，讓發展得以適度而安全，不至於在過度追逐經濟的同時，傷害了環境永續的可能。民國51年出版的《寂靜的春天》（Silent Spring），這本鉅著啟蒙了許多人的環保思維，此書問世之時，正是臺灣環保意識萌芽之際。他國發生許多環保事件，這些前車之鑑令國人產生了鄰避效應。
臺灣環保意識的抬頭
「污染公害病」自日本一傳出，舉世譁然，這包括甲基汞污染造成的水俁病、二氧化硫污染造成的哮喘、鎘污染造成的痛痛病、多氯聯苯污染造成的氯痤瘡。
日本政府在民國56年（西元1967年）緊急制訂「公害對策基本法」，更於民國59年（西元1970年）召開臨時國會加速環境立法。
而在西方，美國於民國58年（西元1969年）頒布「國家環境政策法」，首度將環境保護列入國家政策。
然而環保公害層出不窮，例如紐約州愛河事件，封裝於桶內的化學物質外漏，九百戶居民被迫遷移；又如民國73年（西元1984年）美國聯碳公司在印度博帕爾的農藥廠，因異氰酸甲酯外洩造成兩萬多人死亡、五十五萬多人受傷，是史上最慘烈的環保工安事件。
臺灣大學環境工程學研究所楊萬發教授指出，我國經濟發展跟隨日本的腳步，果不其然，汞、鎘、多氯聯苯的污染接踵而至，國人的不安全感驟升，導致後來對大型工廠的諸多抗爭。
民國42年是我國工業發展的起點，政府展開第一個四年經濟計畫，民國52年工業產出占比超過農業，臺灣轉型為工業社會，當時人民渴望就業機會，相信工業能富國強民，隨著經濟繁榮，很快地，臺灣有了自己的環保煩惱。
位於臺灣西南部的二仁溪堪稱臺灣最悲傷的河流，從50年代即墜入污染夢魘。有人將廢船從國外進口，順道載滿廢棄的汽車和家電，臺南灣裡成了廢五金重鎮，為溶出有用金屬而大量使用化學品，廢溶液被直接排入二仁溪；業者還燃燒電線、電纜，從中撿取銅，高濃度戴奧辛造成污染，空氣、水源和土壤無一倖免。
臺灣大學環境工程學研究所鄭福田教授在民國70年代初期接受委託現勘灣裡的污染狀況，情形之惡劣讓他印象深刻。
70年代初期，趙耀東先生擔任經濟部部長期間，灣裡約十萬人從事廢壓克力回收，加熱蒸餾成液體會釋出惡臭氣體。
工業局請臺灣大學環境工程學研究所鄭福田教授去現勘，他在灣裡走了一個多小時就嘔吐了，因為空氣太惡劣。他提交的報告寫道：「該行業以現有回收技術會造成環境污染，當地業者的觀念與資本不足以做好污染防治……。」
60和70年代，許多環保事件爆發嚴重衝突，例如三晃農藥、李長榮化工、台鹼安順廠、RCA電子廠、二仁溪嚴重污染、米糠油事件等，這些抗爭是時代脈動的一部分，也曾被視為環保與工業的角力，但每一場拉鋸令臺灣蛻變得更成熟。
80年代各地爆發垃圾大戰及焚化爐興建抗爭，激化到沒有退路，迫使中央到地方都得拿出智慧來解決。
劃時代的環保里程碑
我國環境保護事務的最高主管機關是環保署，其前身是民國60年成立的「行政院衛生署環境衛生處」，民國71年升格為「行政院衛生署環境保護局」，民國76年升格為「行政院環境保護署」。學界普遍將民國76年視為分水嶺，在此之前有法令卻無細節配套，之後才逐年修正補充。
臺灣大學環境工程學研究所歐陽嶠暉教授認為民國76年，政府定調環保與經濟並顧，是臺灣環境保護的重要里程碑。
臺灣大學環境工程學研究所歐陽嶠暉教授指出，民國76年「現階段環境政策網領」裡提到：「基於國家長期利益，環境保護與經濟發展應兼籌並顧。在經濟發展過程中，如對自然環境有重大不良影響者，應對環境保護優予考慮。」
這是政府環保態度的定調。隨後制定的「公害糾紛處理法」、「環境影響評估法」亦是重要里程碑，歐陽教授認為，透過環評找出問題予以解決，還要做到預測及預防，方為實踐環保的真諦。
民國60年鄭福田教授進入臺北市環境清潔處服務，當時尚無環保法規，衛生署環境衛生處許整備處長商請地檢處檢察官，陪同一行人執行管制水污染的第一波工作。
「我們來到義芳化工廠，發現含水銀7.8ppm的廢水排進萬盛小溪，再流入新店溪。當時臺北自來水廠從新店溪取水，這些廢水極可能被水廠取水口吸入，進入大眾飲水中。地檢處以公共危險罪起訴該廠長，法院判刑六個月，這是臺灣第一個因公害而被判刑的案例。」鄭福田教授說。
楊萬發教授則對發生在新竹市的李長榮化工廠（以下簡稱榮化）事件記憶猶新，當年工廠氣味刺鼻，清華大學師生向廠方陳情未獲回應。
民國75年當地居民不堪其擾，集結在榮化門口砌矮牆，輪班防堵不讓工廠開工，隔年還組成新竹市公害防治協會。經450天的持續抗爭，榮化妥協遷廠，這是第一起教授參與抗爭的成功案例，抗議群眾學會了成立組織和清楚訴求。
民國77年林園事件，黃孝信擔任工業局技正，親身參與調查。
臺灣資源再生協會黃孝信理事長最難忘的是民國77年林園事件，當時他從環保處調至工業局擔任技正，參與前段的調查工作，以及後續監視系統的改善。以石化工業為主的林園工業區聯合污水處理廠，在豪雨期間大量排放廢水，導致汕尾漁港的魚蝦死亡，總賠償金近13億元，創下當時最高賠償紀錄，也成為高討論率的環保教案。
歐陽嶠暉教授印象最深刻的是後勁反五輕運動。民國76年中油公布第五輕油裂解廠計畫，後勁居民激烈反對，甚至北上立法院陳情。
在公民投票法立法之前，民國79年便針對五輕設廠舉辦第一次公民投票，堅決反對票占60.8%，卻因沒有法源依據僅被視為民意調查。同年行政院郝柏村院長夜宿後勁，隨後五輕宣布動工，中油與政府同意撥出15億元回饋金，並承諾25年後關廠。
工業局的影響力深遠
經濟部於民國59年2月25日成立工業局，帶領臺灣工業升級及轉型，而工業污染防治、安全輔導與工廠管理，本是工業局的任務，工業局第七組（今之永續發展組）從永續發展規劃、工安環保輔導、工業廢棄物管理等業務出發，做出諸多貢獻。
臺灣早期小型工廠林立，加上民國61年倡導「客廳即工廠」，註定工廠與住宅混雜的命運。然而當工業不斷發展，勢必得解決污染及廢棄物問題，若能將工廠集中管理、共同解決污染問題將事半功倍。
楊萬發教授指出，在環保署成立前，工業局已對工廠落實登記審查、制定設立規範，污染型的工廠設立時必須提交污染防治計畫書。此外，積極成立工業區，以用地及租稅優惠吸引工廠進駐，排水可交由工業區污水處理廠來處理。
民國72年工業局成立「工業污染防治技術服務團」，協助工廠降低營運過程對環境的影響；民國80年再成立「工業減廢聯合輔導小組」，輔導產業將製程精進，透過教育推廣減廢技術，大幅減少工業廢棄物，追求經濟與環保雙贏。
技術服務團規模從初期的十幾人發展至一百二十多人，配合工業局收集國外最新資料、進行產業調查，還針對不同產業編寫上百本技術手冊。楊萬發教授擔任團長九年、顧問一年，協助各領域廠商環保化，做好污染防治；為求檢驗正確，服務團成員爬上幾樓高的煙囪收集採樣，甚至曾踩斷階梯，險象環生。
鄭福田教授稱許工業局是學者與業者的橋梁，若無工業局，業者有心改善也求助無門，學界則在幫忙的過程裡傳達理念，是很可貴的互動。他以煉鋼業為例，主要利用夜間離峰用電時間運作，輔導人員便搭夜車，在天亮前抵達工業區，以便觀察煙囪是否冒煙。
以循環經濟做為目標
黃孝信理事長指出，從60年代的水污染防治、空氣污染防治、廢棄物清理起步，後續加入毒性化學物質管理、環境影響評估、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、資源回收再利用等，臺灣的環保工作逐年發展，整體工業也逐步環保化。
在工業發展與環境保護之間，歐陽嶠暉教授認為陣痛期已過，民眾學會理性看待環評及溝通，環團抗爭技巧進步，在工業局長期輔導下，工廠也對環保有所認知，不敢夸言衝突會完全消失，但兩造有機會發展得更平衡。
值得注意的是，環保立法的道德標準在提升，以往工廠將廢棄物委託合法處理業者就算責任已盡，民國106年修正公布的「廢棄物清理法」強化產源連帶責任，委託事業與受託者負有連帶清理及環境改善責任，換言之，清運者若將事業廢棄物隨意丟置，委託者須負連帶責任。
有鑑於地球資源有限，回收處理技術不斷精進，資源設計不再是「從搖籃到墳墓」的線狀經濟，而是「從搖籃到搖籃」的循環經濟，這也是政府力推的「五加二產業創新計畫」之一。環保與工業是活絡的，須關注國家產業發展，也須接軌國際。
例如臺灣電子產業發達，大量廢液有待回收，進而衍生廢液處理再利用的技術；當3C產品變成電子垃圾，全球掀起城市採礦的熱潮，臺灣業者也躬逢其盛。
循環經濟並非工業大廠的專利，它適用於任何規模，想做的不只是減廢，還希望從源頭把關，做好清潔生產，導入ISO 14001環境管理系統。在循環經濟的趨勢中，臺灣工業廢棄物在管理上，以「廢棄物產出最小化」及「資源回收再利用最大化」為雙原則，朝向「全面資源化」邁進——讓所有工業環保化，讓環保事業專業化，這是堅定不移的使命。